胡彬彬：能知此心无隔碍

胡彬彬，1959年11月出生，湖南双峰人，无党派人士，中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曾任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府参事、湖南省政协常委。中国村落文化理论体系的创建者，国家文化名家暨中组部、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湖南省第二届十大“同心人物”，湖南省首批智库领军人才，等等。一生致力于村落文化研究，寻访了全国7000多个传统村落。学术研究领域涉历史学、建筑学、人类学、文化学、文物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以及其他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30多项，主要学术论文见于《民族研究》《光明日报》《世界宗教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等重点期刊与报纸，出版《中国村落史》《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概论》等学术专著20多种。他平生成就了一件事：把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推向了国家文化保护战略，把中国村落文化的研究引入国家人文学科研究的领域。

少年爱读书，过眼皆吾有

我于农历戊戍腊月十七日（1960年1月15日），出生在双峰县一个名叫“花家”的地方。村里头，家家户户门前屋后都种着李子树，一到农历二、三月间，白色的李花就开得无比灿烂，给我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印象。

我的家庭是一个旧式“先生”家庭，家族中人多以郎中（即医生）、教书为职业，且在当地皆小有名望。至我父亲这一辈，已延续了十代之久。那时，凡从事此职业的，因医身治愚，都被称之为“先生”。

旧时为增长见识，且为生计，祖父曾在汉口、南京的古董店学徒，后做跟班，执掌数年。他的“掌眼”之技已小有名气，留下了不少收藏。解放后，他所学行当几近寂亡。

1949年，祖父返乡后不久就去世了。那时候我的父亲年纪还小，由叔祖父天雄公照管。在叔祖父的教育下，家父自幼饱读诗书。先是在农合会做文书，尔后在初级社、高级社、合作社做乡村扫盲工作，逐入教师行业，终生未改。在省立湘乡师范进修时，认识同期进修的母亲，然后结婚组合家庭。我成长的家庭颇为传统，而我的启蒙乃至生命之所幸能存在至今，除父母外，更得益于当医生的叔祖父。

我出生时逢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之初，不少同龄人因饥饿或病灾夭折。因家中兄妹多，叔祖父将我常带在身边。湘中境内，时有“湘中神壶”之称（“悬壶济世”的“壶”与“胡”谐音）。后任湖南中医学院教授，并负责主编《湖南中医学院学报》。叔祖父的医德医术都很好，尤以治“内经”为最，名重一时，出版过《素问三识》《素问补识》等。2001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其中一卷就是《胡天雄》。湖南中医学院编的《方药备要》、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出版的《湖南省老中医医案选》等，都收录了他的不少方剂或者临床案例。叔祖父自幼爱好诗词，业余之暇，不废吟咏，退休后编撰了一本厚厚的《唐诗绝句律诗分韵大词典》。

我曾跟随他长达五年之久，夜寝同床，日诊随襟。他教我背书，《三字经》《千字文》自不在话下，数年下来，更是能背下来数百个汤头药方，认得许多汉字和数以百计的药草花木、水陆珍禽之名实。我现在还能背诵一些汤头歌，也能辨识不少中草药，甚至还略懂一点碾（朱）砂制墨、鱼鳔白芨制胶、炮制熟地灸草之类的传统技法，都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我在七岁之后才到母亲所执掌的小学念书，入学即直接读了三年级，算是我不完整的学历之始。那时的小学因“文革”改为五年制，我实则只读了三年。不过，那时我大致已识得一两万汉字。后来我全家被下放回原籍。父母依然教书，只是换了地方，成了乡村教师。

我的两位兄长无缘高考，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当了农民，后来在农村结婚生子。直到1980年代初，方按照政策安排工作。他们组建的家庭，都成了“半边户”。我则在乡下的中学里开始了“半农半读”的求学生涯。

那时的中国城乡，无处不在大破“四旧”。祖传的和家父所珍藏的数以万计的古籍善本和十二大箱柜的书画作品，还有一些古董珍玩，被“革命组织”的红卫兵抄出，堆在老家旧屋前的坪里，大约从上午的九点来钟开始焚烧，直至天黑尚未烧尽。俟天黑红卫兵走后，父亲才从火灰堆里拣出了一些尚未烧完的古籍书画。现在想起来这一幕，我还是充满伤痛。记得那时正好初夏，白昼很长。数千年以来，书画典籍常遭劫难，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从没有断绝。

父亲对我的要求是很严苛的。那时的中学教材内容不仅浅显，而且分量也欠足，一本语文书的内容，一周下来就掌握了大致，所以常觉得老师虽好，但课堂“吃不饱”，课余又没书可读。

父亲觉得我不肯虚心、不肯求学问，因懒而找的借口，就搬出没烧掉的《四角号码字典》和几本《辞源》，告诉我：“这是最有用的书，是书之精华，你慢慢读，会有用的。”我居然在“破四旧”的年代里，学会了如何用数字口诀查字典。从初中到高中，乃至上山下乡，这几部工具书都一直陪伴于我，一有时间就翻看。由此，我知晓了许多文字的含义和成语掌故、史地知识。我的早期的语文史地知识的获取与兴趣，都源于此。

到1976年7月，我高中毕业。时逢中国最后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搭上了这趟“末班车”，与前边两位兄长不同的是，他们是“插队落户”在农村，我是集体“上山下乡”到国营农场，有“农场工人”的性质，干的是农活，但口粮是国家统一配给的，每月满勤还有五元钱的工资。这与“插队落户”相比，“待遇”已经很高了。

故宅有宝珠，却向田野求

我小学未读完，初中未读完，高中也未读完。1978年9月，考入邵阳师专中文系，才算是接受了比较完整的学历教育。学习期间，我读书的兴趣广泛，在当时的《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现更名为《邵阳学院学报》）上发表过论《<巴黎圣母院>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文章，算是关于学术的肇始。

1980年，我刚完成专科阶段的学习，有幸被选送进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从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3年7月，我完成本科学业，之后成为邵阳市的一名公务员。对于工作，我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业余的兴趣，依然是读书，探访未知的世界。小小的办公室，没有束缚我对于更广阔世界的追求与探寻。

1984年7月24日，我第一次前往贵州，在黎坪肇兴、榕江本里、丛江岜沙和雷山西江的村落，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在那段时间里，我被当地极富民族特质的人文景观所吸引，被少数民族群众的质朴勤劳所感动。那些精巧的干栏式建筑，奇异的民风民俗，令我流连忘返。那时候，它们养在深闺人未识，静静地守候在那里。此后，我无时无刻不被中国无数的传统村落所吸引。我感觉自己的灵魂被这些遗存的独特而又神奇的文化所唤醒了。我的心灵曾萌发出平生最大的愿望：尽绵薄之力研究和保护中国传统村落文化。

我曾分别在邵阳市委、市政府、财政局等部门工作过，先后担任过副科长、科长、助理巡视员等职位。其间的二十年里，我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将所有的闲暇时间都投入到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考察之中。我用双脚丈量大地，行走于中华大地无数的传统村落之间，并逐渐开启了自己的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的学术之路。

2002年，通过市、省、国家组织的一系列考试、面试，我获得了研究馆员的正高职称。同年10月-12月，我作为民间人士，受法国政府邀请，参加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中法文化年”活动，并在里昂大学讲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十多年后，我又前往欧洲、美洲、非洲等几大洲，考察当地的传统乡村，想看看他们的过去与我们有何不同，更想了解他们关于乡村保护的理念。

2003年3月9日，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的文选德先生代表湖南省委专程来邵阳看我，后来将我调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我也因此而成为一名高校老师，有更加充足的时间与精力从事我喜欢的学术研究。从彼时开始，我教书育人二十年，带了一些学生。因为较为严苛，学生私底下送了我一个名号：“严（阎）王”。

我和团队成员的科研工作，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的传统村落。至今为止，我行走田野考察村落已经30多年，可以说，大半辈子都耗在田野和中国社会的基层。我考察过全国各地的村落7000多个，所走的路程足可以绕地球九圈以上。在中国，最北去过黑龙江省黑河四嘉子村，最西到过新疆乌恰县的吉根镇托阔依巴什村，最南去过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南湾古村。

我曾十多次去西藏，去过定结县最偏远的古日普村；七上云南，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泸水村落中一待就是三十天。近二十年，我有九个春节是在村寨农户家中度过的。每一年，我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乡野。每次下乡，我都会带些糖果给小孩子吃，有时还义务教他们读书识字。

有一年在西北的一个村子里考察，我刚泡一碗方便面，突然听到外面一片嘈杂声。出来一看，二十多个小孩子，高高低低挤在一块，流着口水，原来都是被方便面的味道吸引过来的。我赶紧回房，把剩下的大半箱面都拿出来，每人分了一包。

逢年过节或哪家有什么红白喜事，我喜欢帮着他们写对联，村民都笑我是“胡对子”。后来，又有人给我送了一个外号：“村长教授”。当然，国家给我的荣誉头衔很多，有人说我是“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第一人”“古村落研究的拓荒者”等，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村长教授”。

我烟瘾很大，但滴酒不沾。其实年轻时，我还是喜欢酒的。因为某年的某一个事件，我向父亲有过承诺：“此生再不饮酒。”有很多人都说，做田野考察，要拉近与村里人之间的关系，不能不喝酒。但我做田野，跟村民们拉家常，确实从没喝过酒。我做田野考察获取信息，就靠两个字：真诚。

每次重访一些村落，都会有很多农民围上来，热切地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有什么委屈和苦恼，都向我诉说，仿佛我真的是他们的村长。我相信知识和文化的力量,老百姓对真正关心他们的学者，是很理解和支持的。尤其对于替他们办实事，为他们解决困难奔走而鼓与呼的研究者，是怀着感激的。在田野间，我就能深刻感受到这一点，感受到朴实的中国农民对文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长年奔波在田野考察的路上，我有过一年走破十一双鞋的记录，家里的“开口鞋”“穿底鞋”曾经确实够开博物馆了。解放军某师的李政委得知我的情况后，曾专门派人给我送来一整箱的军用胶鞋，我足足穿了三年。饥饱不衡，起居无定，过度劳累，我身上也落下不少陈伤旧痛。脚板现在几乎不太有知觉，老茧厚得不用穿鞋。我的左腿摔断过四次，右腿摔断过三次。2017年3月，我的左腿因动脉阻塞，进行了一次大手术，真可谓是“剥皮抽筋”。还有严重的胃绞痛。很多次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2001年10月，我到湖南芷江的明山考察侗族开采明山石雕刻的历史。为寻找物证拍摄资料，我掉进了地婆溪山崖上离地七八米高的石坑里，手脚骨折，昏迷于坑中两夜三天，后来一个侗族猎人发现了我，才将我救了下来。这样的事情很多，但我从没有因此放弃田野考察，从没有放慢工作节奏。即使一双腿脚都走坏了，也绝无怨言。我认定这个就是我的宿命——能为国家民族尽己所能。

在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因为拍摄资料的需要，我也逐渐喜欢上了摄影，每到一地，都要拍许多照片，还举办过个人摄影展。资料照片拍了一大堆，2012年《光明日报》采访我的时候，稍作了统计，大概有三千多个胶卷和近二十万张数码照片。最近十多年，胶卷很少用了，但数码照片的库存又翻了好几倍。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条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也是孤独寂寞的。但孤独寂寞到了一个境界，就会变成了一种享受。

我患读书寡，知识无过人

我年轻的时候是立志要当一位博物学家的，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小时候，跟着叔祖父识别中草药，上山下乡时又对各种动植物产生兴趣；工作后，还有机会在京城拜师学艺，跟随史树青、朱家溍、耿宝昌、徐邦达等老先生，在故宫和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见识过很多文物，长进了不少文物知识；而行走田野时，又认识了各地的许多奇风异俗，亲身感受到了各地独特的建筑形式。

纵观我的学术历程，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我早年致力于与传统村落相关的文物的收藏与研究，搜罗了一些物证。我认为，民族文化的起源和线索，往往具形具象地散落在民间，又正是因为其“民间”性和“草根”性，往往被习惯于研究精英文化的学者所忽略，被历史所尘封。我想做的，就是尽平生的力气和知识，为其拂去尘埃，让她重现光芒。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人世间的一切学问，此处仅就我已经发表的文章及出版的著作，来对我前半生所涉及到的主要研究门类列举如下：

（1）砚台。我所过眼上手的古砚上万，自己集藏的也有数百方。其中，以1995年夏我在湘北入藏的唐代白居易“香山居士”歙砚最为珍贵。2000年10月，我在《东南文化》上发表了论文《论明清佛门制砚》，这是学术界首次对佛门制砚的定义和研究。200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国民间藏砚珍赏》，由史树青先生题写了书名。2016年，荣宝斋出版社又出版了《鉴赏名家说收藏——胡彬彬说古砚》一书。

（2）竹刻艺术。宝庆（今湖南省邵阳市）盛产楠竹，自古竹器制作业十分发达，是中国竹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但长期以来无人进行研究。我的专著《宝庆竹刻》首次对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介绍，2000年由岳麓书社进行了出版，用搜集的藏品有力地证明了翻簧和翻簧竹刻起源于湖南邵阳。该书获得了当年的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及湖南省社科成果奖。2002年，时事出版社又进行了再版。后来，我又相继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由于这些著作及文章的影响，现在邵阳的竹刻恢复了在欧洲的部分市场。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又将我的《湖湘竹艺》列入“湖湘文库”出版。

（3）明山石雕。明山石雕产自怀化芷江，自宋代以来即著称于世，但后世逐渐湮没，人们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常常将其与其他石雕如祁阳石雕混为一谈。我对明山石雕进行了十多年的考察，数十次专访明山，搜罗了大量明清石雕实物。2001年，我在《东南文化》上发表了《巧夺天工的明山石雕》一文，首次对明山石的地质构成、材质特征、历代石坑分布、明山石雕的起源、发展及其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

（4）湘西南木雕。2001年，我将多年收藏的湘西南木雕文物艺术品部分捐给了南京博物院。经相关专家悉心鉴定考证，确认其文物、艺术价值颇高。2002年3月11日至4月11日，南京博物院专门举办了“湘西南木雕展览”，印制了二套明信片以资纪念，并聘请我担任研究员。其后，我又发表了《山居的细腻与精致——寻访湘西南民居木雕》《湘西南的木雕》《论湘西南木雕文物及其艺术成就》等一系列论文，学术界开始对湘西南木雕有了一个全面的印象。200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湘西南木雕》，也由史树青先生题写书名。该书于2005年获国家图书奖、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2006年获湖南省社科成果奖。

（5）宗教器物文献。我留心宗教文献与器物多年，收藏过多种文字的佛经。2007年，在《湖南大学学报》正式发表一篇相关研究论文《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造像与佛教初始输入的别径》，以长江中上游地区出土的大量早期佛教造像与画像砖上的佛教美术图案进行研究，得出长江中上游地区是佛教的初始输入地。后又在《湖南大学学报》发表了《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湖南佛教造像记十例》，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上发表《长江流域与敦煌佛教造像愿文比较初识》，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佛教造像愿文》等文章。同时，更是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宗教文献与器物相关的著作，如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基金项目的“长江流域民俗文化与艺术遗存”（八卷本）。

（6）少数民族文献。2009年，我在《民族研究》上发表《靖州“群村永赖”碑考》一文。“群村永赖”碑是古代靖州地方政府为改革地方婚姻陋习而制定、并强制加以推行的地方立法，我发现它以后，花了三年时间进行考证，确定了它是苗族婚姻变革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为我国古代法律、民族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实物资料。2010年，我又在《民族研究》上发表《新见古籍<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略述》。《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是有关清代苗族历史文化记述的重要新见古代文献。

（7）建筑。我的有关建筑文化的研究，也都来自于我的田野考察。2005年，我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湖湘文化的建筑情怀：湖湘文化之有形文化系列报道》。2007年，我参加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建筑遗产——第四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发表了《湘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背景及装饰艺术语言解析：一位田野调查工作者的札记》。2008年，参加“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2008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发表《湘南地区明清祠堂建筑遗存考查报告：以郴州汝城县域遗存为案》。2013年，我的《湖湘建筑》列入“湖湘文库”出版。2019年10月，我在资兴市清江镇代头村，发现了一处我国目前所知保存最好、规模最大、年代序列最清楚的且仍活态传承、因“庐”成“聚”成“衢”的村落民居建筑遗存。2019年11月，新华社、新华网、《光明日报》、光明网、《湘声报》等主流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日本、法国等重要媒体也予以转载关注。

（8）壁画。我走访田野二十多年，获取了大量的湖湘壁画第一手资料。2006年，我在娄底新化维山考察时，发现了迄今为止南方地区唯一的一处唐五代墓室壁画。2008年，我将多年的考察成果汇集成《湖湘壁画》一书，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目前有关湖南地区壁画研究的唯一一部专著，也是研究我国南方地区古代壁画艺术的重要成果之一。2009年，它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湖湘文库》进行了再版。2016年，我又率领考察团队在湖南江永的勾蓝瑶寨发现了举世闻名的水龙祠壁画，这是迄今为止，整个长江以南地面建筑中，年代最早、保存最好、面积最大、规模最盛、绘制最精、特色最著的壁画。同年，我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了长文《湖南江永勾蓝瑶寨水龙祠壁画释读》予以介绍，并连续主持召开了两次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后水龙祠壁画和江永勾蓝瑶民居建筑一起，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上的总结或许并不完整，但大体上可以涵盖我的文物研究内容。每个人每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每每想到这些，我就觉得非常懊恼，但也没有办法。

村落无多在，声声近捣衣

我对中国传统村落的兴趣始于青年。但直到中年，才开始完全沉下心来做这个事情。近二十多年来，我的研究视野逐渐从“物”转向更广阔的村落社会。“物”承载着巨大的文化内涵，寄托着个人内心的某些精神诉求，我也是对“物”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村落文化”这一课题。这片土地养活了我，我认为有必要回报它。仅仅研究先民们制作的器物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宏观上来研究村落社会，解决农村、农业、农民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由此引申到事关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保护与研究的重大问题。

酝酿了二十多年后，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条件都成熟了，我才得以率领团队，在湖南大学率先成立“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这是2008年，我将近50岁的时候。

随即，“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申报进入“985”创新平台，后获批为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1年9月，教育部社科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考察了“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后，一致认为：“所藏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实物、文献与图像资料，不但翔实可靠，且富有权威性，弥足珍贵。以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创新方法与手段，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进行整体研究，是填补我国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缺陷和空白之举，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2012年元月，《光明日报》理论版刊发了我撰写的《我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现状与保护思考》，这是我国首篇关于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理论文章。文章发出后，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这一年起，国家正式将“中国传统村落”纳入国家文化保护战略。我所提出的有关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若干建议，被直接纳入国家住建部、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联合下发的文件之中。

2012年5月15日，《光明日报》“人物”栏目以《胡彬彬：古村落研究的拓荒者》为题，对我进行了整版报道。2013年4月24日，受《光明日报》“光明讲坛”栏目的邀请，我以《小村落大文化》为题，进行演讲。演讲稿在《光明日报》全文刊发以后，又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列为封面标题。

在这篇演讲中，我提出说，村落是国家和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家庭是民族最基础的构成单元。由于村落文化具有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的特质，并承载了中国久远悠长的文明历史，因而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传承性；村落成员的生产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态，从表面化一般形式的呈现，到隐性化深层次的内在文化结构与内涵，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着“社会人”由单一个体到家庭家族，进而到氏族，最后归属于民族范畴，再直接引申到“国家”概念的文化层面的全部涵义。

我理解的村落文化，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建筑营造与堪舆规划、生产生活与经济模式、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宗法礼制与村落治理、民族民俗与宗教信仰、民间艺术与手工技能、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

2014年，在省委省政府以及中南大学的关怀下，“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从湖南大学整体搬迁至中南大学。由此，我在中南大学建立起了我国第一个培养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与保护专门人才的博士点和硕士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正式步入国家人文学科领域。

2014年，我在《光明日报》连续发表《村落文化重建，乡贤不能缺席》《让新乡贤文化涵养核心价值观》等文章，引发了关于“新乡贤”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当年7月，我应邀在中宣部“会友堂”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题汇报。12月，我就“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保护”和“立法保护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等问题，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专题汇报。2015年4月，我在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中，以《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为题进行演讲。2015年4月，我调研成果《“江河流域”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现状与建议》在光明日报《智库》加编者按全文刊发。2016年4月20日，筹备多年的“中国村落文化国家智库”，在光明日报、中南大学的支持下正式揭牌成立。

近几年来，我不断地将田野考察所得转化为党和国家亟需的智库成果，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等多次肯定和表彰，并产生了良好而广泛的社会影响。2013年开始，我连续担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湖南省政协常委，后任湖南省政府参事，都是以积极的态度参政议政。

2020年，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村落史》。这部著作得到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资助，不仅在出版当月就占据当当网历史类书籍销售榜单第一名，而且截止2022年11月仍占据京东“经久不衰文化史榜”第七名。2022年，获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并入选2022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荐书单，法语和日语的翻译目前正在进行。

一百多年来，就可视的物质形态而言，中国的乡村是在逐渐衰落的。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奔走在乡村，目睹了无数传统村落一个一个消亡，其实心情还是很沉重的。2008年至2016年，我连续三次组织了大规模的中国传统村落专项田野考察，形成了一系列调研报告。

2004年，“江河流域”中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总数为9707个。到了2010年，仅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2014年6月-9月，我们对“江河流域”的5709个传统村落中的1033个进行回访、考察、调研发现，在四年间，又有461个因各种原因消亡，幸存572个。总数消失了44.6%，平均每年递减11.1%。换言之，在此次调研范围内的传统村落中，约3天就有1个消亡。实际上，就全国范围而言，传统村落的消亡速度整体上可能要远高于上述数据。这次调研成果《“江河流域”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现状与建议》，在光明日报《智库》加编者按全文刊发。

2016年7-8月，我组织第三次“中国传统村落遗存与保护现状”考察活动，共派出了两百多人组成的八个考察组，再次对“江河流域”18个省（区、直辖市）中纳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1569个传统村落进行了再次考察。调查发现，这些传统村落中，空心化、过度商业化、环境污染、非遗项目后继无人等问题依然十分严峻。这次考察的成果汇集之后，编撰出版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蓝皮书》。这是我国首部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相关的蓝皮书。

关于乡村的研究，从费孝通先生那一辈人开始，已经一百多年了。他的对于一个村落进行全方位地解剖式的个案研究方法，被后来很多学者所遵循。整体来看，目前中国乡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村落经济，二是村落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则普遍以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切入。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的基础是人类学，人类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研究方法是田野考察，这与传统的知识分子沉浸于书斋进行研究的做法完全不同。

对于中国村落文化相关的研究，近代中国出现的几个流派，也无一不是以田野考察采集数据为主。部分学者和流派还以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积极探索保护传统村落的有效途径。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村落的消亡，就意味着有消亡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危险。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世界史上曾出现过的“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历史没有断绝？可以有多个答案，但我想，有一个关键点不可或缺，即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但具有丰富的内涵与特质，而且自古以来就有着良好的传承性。作为传统活态文化传承的载体，村落功不可没。

习近平总书记说：“乡村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保护传统村落，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就是保护我们民族文化的“根”与“源”，可以让今天的我们更加清醒地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相对于经典文献和地下挖掘出来的文物史料，传统村落所承载的有关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信息更具鲜活性，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实证”，也是中华文明渊源有自的“活证”。它比文字、文物更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观念，以及民族习俗风情。因此，在现代化飞速发展的当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重视传统村落，保护好传统村落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

村落始终都是活态的，变化的。唐宋时期的村落，与明清时期的村落就有了很大不同。即使是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也发生了好几次大的变化。即使是同一区域，二十年前的乡村跟现在的乡村，面貌也完全不同。例如，民居建筑普遍采用现代的材料，是为了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服务的。乡村的公共场所，祠堂的现实功能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建筑，有很多乡村甚至不再新建祠堂。最近十多年，几乎每个村都有村公所，而在以前是没有的。等等，这些都是看得到的变化。

我们也应该看到，许多村落的形态虽然在消亡，但国人性格中的“乡土性”特质却仍旧留存着。比如，在很多城市的小区里，楼下如果有公共活动的小房间，就会有太太供着一个菩萨，有事就去点一炷香。七月半，小区物业通常会先贴出公告，要求给先人烧纸钱的集中进行，做好防火措施。这些都是从传统乡村蔓延至现代城市的生活习俗。

中华民族特色的生存理念、人文观念、哲学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孕育出来的，而其主要载体就是村落，就是乡土。我们的民族精神始终扎根于乡土，扎根于村落。

当前，我国正处在各项建设迅速发展的时期，加强传统文化保护与乡村文化建设，不仅具有文化资料整合与积累的学术意义，更是确保国家文化血缘正统与特质的需求刚性，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与历史意义。新时代的中国村落文化构建，是一个充满艰巨性、挑战性，同时又富有战略性、前沿性的且必须做好的重大课题。

村落文化，都是生活于村落中的人所创造的。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村落文化研究，就是对村落中的一切文化进行研究，而不仅是村落建筑研究。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今后我们可以朝着两个方向来做。第一，从宏观的角度、有计划有目的、分区域和民族，对乡村进行整体性地考量。第二，从大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乡村。

我对中国传统村落研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主要学术成就附录

著作

《中国村落史》，中信出版社，2021年

《湖湘建筑（二）》，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

《湖湘竹艺》，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

《湖湘壁画》，湖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

《湘西南木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中国民间藏砚珍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宝庆竹刻》，岳麓书社，2000年

《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龙舟图像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

《胡彬彬说古砚》，荣宝斋出版社，2016年

课题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村落发展史(多卷本)》，2019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江流域宗教文化研究》，2011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竹艺史研究》，2008

中宣部直接委托项目：《古城古镇古村落保护立法问题（课题研究）》，2017

湖南省社科基金智库重点项目：《湖南省乡村文化振兴问题研究》，2019

湖南省社科基金智库重大项目：《湖南文化强省建设新机遇与新挑战研究》2017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记住乡愁——湖南传统村落十村十记》，2014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湘建筑艺术（下）》；《湖湘石雕》；《湖湘竹艺》；《湖湘壁画》，2008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湘木雕艺术研究》，2004

论文

《释放农业文化遗产的能量与红利》，光明日报，2020.6

《中国村落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求索，2019.1，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19.5

《叙事视角下的传统村落新民俗——以湘南B村“周礼古宴”为例》，中州学刊，2019.12

《变迁与转型：中国村落发展的历史逻辑》，光明日报（理论版），2019.2

《清代宗族教化中“家”与“国”的会通——湖南桂阳锦湖家祠壁画释读》，光明日报（理论版），2018.4

《我国村落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反思》，光明日报，2016.5

《新乡贤：乡村文明重建的重要力量》，光明日报理论版，2016.10

《“精准扶贫”理念需精准理解》，光明日报，2016.12

《湖南江永勾蓝瑶寨水龙祠壁画释读》，世界宗教研究，2016（4）

《“江河流域”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现状与建议》，光明日报,2015.4

《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光明日报,2015.5

《建立地名文化国家数据库非常必要》，光明日报,2015.5

《群村永赖碑：补证苗族婚姻变革史》，光明日报，2015.7

《明清时期的户籍、土地与科举——以湖南蓝山县为例》，光明日报，2015.12

《传统村落人文物象体现的造物文化思想解读》，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9(4)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佛教造像愿文》，世界宗教研究,2015(2)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科学社会主义，2014(6)

《湖南佛教造像记十例》，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7(1)

《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5)

《新见古籍<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略述》，民族研究，2010(6)

《靖州“群村永赖”碑考》，民族研究，2009(6)